掘金圈 滚动新闻 知名出版人沈昌文去世,曾执掌《读书》杂志,坚守“读书无禁区”

知名出版人沈昌文去世,曾执掌《读书》杂志,坚守“读书无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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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出版人沈昌文去世,曾执掌《读书》杂志,坚守“读书无禁区”

知名出版社沈昌文死于今早,享年90岁。今早6时许,女儿发现,沈公睡去了。”沈公生前的朋友、出版人俞晓群这样告诉媒体。

1931年,沈昌文出生于上海。其著作包括《阁楼上的人的语言》《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没有风雨也没有晴天》《控诉法西斯》《列宁对世界各地妇女的遗教》(部分)等。

《读书》杂志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典范,主编多年。一九七九年四月,《读书》创刊,出版《读书无禁区》,引起轰动。80年代,沈昌文调任《读书》杂志,主要工作是代表杂志多次对《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进行评论,但在以后的办刊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这一宗旨,《读书》也成为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下面的话选自沈公的回忆录《没有风雨也没有晴天》。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他从上海银楼中学毕业后,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种种机会,逐渐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以及退休后的生活、出版活动。

假冒大学生

日复一日,在上海四处奔走,发现住处不远处有一所“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设有新闻电报部,可晚上上课。看来,还是设法到通讯社去当报务员吧,于是立即报名参加考试,想提高收报速度,再去考通讯社。没想到,这样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民治新闻学院的创始人是顾执中,他是上海《新闻报》的著名记者。这个学校在上海享有很高的声望,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争取民主运动中,功不可没。但是我为什么报考,和这些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想当一名报务员而已。

所以每天都要准备考试,没想到考完后,校方告诉我,新闻系不办,因为学生太少了。一位教务处的老师鼓励我去其他部门。当我看到时间安排后,面试组在晚上上课,进入了这个部门。从此以后,出乎意料的是,由此不再去“达的达”敲击电键,变成了耍笔杆。

每到下午五点左右,从自己打工的小店里拖着疲惫的身体出来,在路上买了一份点心,然后去了学校。如果是这样的话,晚上9点以后才能回来。虽然如此,但我还是很开心,因为民治新闻学院为我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让我看到一个和以前截然不同的世界。

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这样的所谓“野鸡大学”,在老上海更多的是,一般都名声不好。但是学校不一样。校长顾执中先生办学确实很认真。一开始,他请来了上海新闻界的许多名流,比如陆诒、配偶群、胡星原、笪移今、潘孑农、盛叙功、许杰、姚士彦、颜鹤鸣等,看来,这些人比一些正规大学的人还多。另有一门俄语课很强,老师是顾先生的弟弟顾用中。顾用中有时自己教,有时请他的白俄朋友来教,那时,我曾和著名白俄诗人夏清云先生(俄文原名别列列列勋)上过课。这几堂课中,我读得最多的是摄影课和俄语课,剩下的课不是不努力学习,而是跟不上。两者,每个人都从零开始学习,我只要努力,就能跟上,而且成绩很好。另外,以我初中二年级的水平,怎么能跟别人攀高低呢?比如新闻写作,我刻苦钻研半天,最后只得了50分。60分才及格,老师陆诰先生就是让我大开眼界的。

分数差是一方面,那是因为我的基础太差了。但是,很多老师的课程,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是终身难忘的。举例来说,潘孑农先生在讲述电影时,就曾批评了 melodrama,并以美国电影 Golden Boy (《千金之子》)为例,来说明 drama的积极作用。在戏中, Joe的父亲举起 Joe的手,痛苦地讲述拳击是如何摧毁 Joe的音乐天赋的。潘老师用英文朗诵的这段警句,我听了真是终生难忘。潘老师也经常请学生当临时演员,我很乐意参加。首先是排起长队购买黄金。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挣扎了好一阵子,弄得浑身是汗。终于电影公司赏我一碗阳春面回家了。和许杰教授一样,他在学术界也算是一位名流。他说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我没有基础,听不懂,但仍然喜欢听。这一切,都把我这个缺“文”少“化”的穷孩子,吸引到了文化的大门。

对于我这位长期失学的年轻人来说,去这样的大学真的很开心。然而,我读了一年多,还是付不起学费。那时候我是“仆欧”,人家给我一口饭吃已经算幸运了,谈不上薪水。我的学费,大部分都是靠赚“外快”赚来的。比如侍者用来赌博的小费。之后,找到了一个活计:假账。这样做比较好,只要晚上开些夜车,就可以办,收入也比较丰厚,还可以支付学费等开销。但是很少有这样的生意。于是,念了一年半,上学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只能走了。

正好那时解放还没有结束,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到处招人。那一年,我对阅读三联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等入迷,又在银楼结识一些进步文化人,也经常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生活书店参观,所以,一心想做出版。由于前些年考三联书店的失败,到一九五〇年被人民出版社录用,我就改行做知识青年,伪造了一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私刻公章,声称自己是该社的记者,完全隐瞒了我的学徒、店员的身份,因此被录用。那一年靠成绩考取并不难,只要好好学习一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之类的课程,大体上就是把一切都归结到反帝反封建的名下,看管老师的心。

那时还有其他的机会。俄语老师顾用中看我成绩不错,介绍我去见姜椿芳先生,保送我到了刚刚成立的上海俄文专修学院。姜老师非常同意我。同时,当时还开设了“革命大学”。再加上民间民间的大学也要并入国立大学,我们将来很可能会进入复旦大学(事实上,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和复旦大学都不会进入)。可是,所有的一切,我都不知道。这不仅是因为我负担不起学费,更是因为我的妈妈。每年妈妈都在别人家当”女佣”,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找工作。就这样,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悄悄来到了北京。

沈昌文人像图

重获光明

退休后还干过一件大事,就是消灭白内障。年龄不大的我患了白内障,视力只有零点零四。做完手术后我的视力非常好。多年来,我认识赵丽雅,手术后再次见到她,意外发现她脸上有皱纹。本来看她只是在雾里看花而已。最终我的视力达到1点2,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眼能见之后,便又傻了。小孩在美国,我自然又要出外旅游,以探亲为名,去漫游。这次到美国去,真希望能耐心地检查一下一些图书行业的情况。以前是公务访问,很少外出。如今竟只有一个人在纽约街头闲逛。逛了逛美国图书馆和老书店,在没有单位介绍信的情况下,美国的图书馆允许我这位老外借书,而且一次可以借很多本。影印机的纸张很便宜,我常常会把所有的书都印出来。

为了带回大量的文化资源,我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从事出版工作的我喜欢独立完成选题,什么都自己做。这一天正好,没有老板,没有朋友,只有我自己。浙江教育界的俞晓群先生,退休后才认识,我们谈得很投机。所以,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利润肯定是不菲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在计划经济下,多赚了一点,多交了一点,不错不错,但很麻烦,你要是这么一来,灾祸就来了:你计划五千万,最后赚一亿,明后年上头要赚一亿五,那你就被套上了。这是我的鬼招:尽可能少赚,赚更多的钱怎么办?培育文化,树立声誉,树立品牌。俞晓群很赞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文化程度比我高很多。作为一个大学数学系出身,他专门研究中国文化中的数学。这种“鬼主意”我想他当然一听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说得很投机,而且已经开始行动了。开篇还是零零散打,不过是一些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的翻译版本。比如欧洲风化的历史。顺带一提,我改了这个「风化」二字,原来叫「欧洲爱情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给中央反腐小组跑腿,特别喜欢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异端思想和人物,就是那些与马恩列斯不同的思想和代表人物。曾经研究过一种叫做“杯水主义”的异端爱情观。之后我就比较关注了解了现代爱情观的变化。那时候,德国人写的书受到了俄国人的重视,我以前见过俄国文人引用,但在北京找不到俄文译本,后来在纽约找到了,赶紧复印带回去。后来请我的老同学侯焕闳,一位译者,俄语专家,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纪元万有文库

此时俞晓群有了发明创造,开始我犹豫,后来我完全支持了。提出要向王云五学习,学习他主编的《万有文库》。并提出了建立一个“新世纪万有文库”的设想,分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外国主义。那时候我很害怕。正如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从事出版工作时,很怕与王云五这个名字联系起来,更不敢去“继承”这位老先生的事业。想一想当年改写《四号位》的故事就知道了。小时候学的四角歌第一句是“一横二垂三点捺”,1949年后,由于王云五的关系,非要改成“横一垂二垂三点捺”。这是政治纪律,我记得挺清楚的。但是俞兄的知识打破了我的迷障。因此,我认为他在文化出版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建树。后来又找了三个人来编,古代找吕叔湘先生的弟子杨成凯先生,近代找上海的陆灏先生,我又找了外国的部分。那套书很便宜,一本8元10元。

当时陆灏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比我小一辈。但我发现这个年轻的朋友确实很擅长读书。我从认识他起就以他为师。认识他之后,我一直有个想法:这个人一定要好好地“发展”。

一生都在出版,说真的,到了编著《新世纪文学丛书》时,我才真正尝到编著的甜头。虽然我只编撰外文文献部分,但也经常参与到全套的工作中去。举例来说,我帮助出版社聘请了几个在京的学者当顾问。另外,后来发现,顾问的名字太虚伪,只有六个人(陈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继愈、刘皋、于金兰),力量不够。随后又想出了一个“学术指导”大名,三个学系聘下如下24人,阵容赫赫,影响力不小:

顾廷龙,程千帆,周一良,傅璇琮,李学勤,徐萍芳,傅熹年,黄永年

近世学系:金克木,唐振常,丁伟志,黄裳,董桥,劳祖德,朱维铮,林载爵

外文文献组:董乐山,殷叙彝,陈乐民,蓝英年,汪子嵩,赵一凡,杜小真,林道群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有六七百多个品种,名列前茅。这个系列的装帧很简单,很少有插画。它对我的意义也很大。对于装帧,我更不喜欢在书中加些漂亮的插画。它也是范公不堪回首,多次被他唾弃,被各大名著唾弃的原因所在。“万有文库”这套,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但不知何故,“新世纪万有文库”却尽其所能,费尽心机地寻找资金来源,结果似乎出乎人们的意料。这大概是因为,改革开放十多年了,社会还是很浮躁的。此情此景,引得我们这套书的头头俞晓群先生也开始向社会呼吁,诉说自己的无奈。就像俞兄说的,“不管是‘无助’还是‘有奈’,我们只想说,我们在做一件好事。”先把事情办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干下去,争取干好。”

全新万象系列

新纪元的《万有文库》之后,有机会与陆灏、陈子善等人在上海经常见面。陈子善曾经带过几本旧杂志,那是上世纪40年代的旧《万象》。那本杂志是我当工人时看的,当时看不懂。后来发现有些不容易,喜欢得不得了。建议,我们何不继承前贤,老店新张?因此,一行人就去看望了当年《万象》后期编辑柯灵老先生。我和柯灵老人是老朋友,自然一谈就合。然后到处跑,跑了好几年,才得到辽宁教育版的新《万象》。

老实说,我编辑了很多年的书,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梦寐以求。上海滩来的那个人,不太会做很严肃的事。“万象”非常适合我的性格,很快就爱上了它。有谁能编出来?想到了陆灏。实际上,重开《万象》,源于我对海派文化的了解与留恋,陆灏是再合适不过的人。

“万象”一出,舆论反响良好。有的人说,与《读书》日益深奥庄重相比,“它有点像花边文学,可以让一个闲人,身着家居服,随意躺在沙发上,床榻上展卷阅读”。《海派》杂志是在辽宁发行的。真奇怪在《万象》中,陈乐民表示,“经常读到一些妙不可言的好文章”。爱读尘元(陈原)的《字林间词》、王蒙的《玄思小说》等。他说,“也许是觉得太休闲了,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华丽的讲稿,但却足以在轻松恬淡与谈笑之间,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底蕴,而且不乏鲜活的灵动之气,能益人心灵,能使人联想”。「万象」的妙处就在于一个「趣」字。

他特别写信给我说:

看“万象”,开卷胜似当年——不仅是当年的“万象”,而且是各种味道的综合:比如说,在这中间,有点像黄氏兄弟的“西风”。

更有意思的是,姜德明先生在《新民晚报》上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故事,让我们把《万象》做得比以前更好。他说: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天。那时候,有一批思想艺术比较成熟的作家、画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经文化部批准,拟办一本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文艺杂志,题名《万象》,并成立了一个由十个人组成的筹委会,有:吴祖光、郁风、张光宇、张仃、胡考、丁聪、黄苗、华君武、龚之芳、叶浅予。《创刊杂志》现已编成,其中包括张仃的《毕加索访问记》、郁风的《衣饰杂论》、吴祖光的《回忆录》、艾青的《回忆录》、叶恭绰的《颜鲁公书法》、曹禺的《回忆录》等等,这些作品在当时是多么引人入胜的题材啊!不料,一夜之间,反右派暴风雨袭来,一个未曾出现过的“万象”头目竟成了反党罪证,“二流堂”复活的宣言。《创刊》的主要作者几乎全部被打成右派,仅曹禺一人得以保住。这里又是人世间万象,社会百态中的一个小插曲,也许还说不上是闲笔。

读出于兴趣

终身从事出版工作,可谓博览群书。但到最后,这本书还是没有读完。看了半天,你到底还是个文笔不好的人。为何如此?说实在的,我多年来都是为了功利而读书。日复一日,手不释卷,与其说是为了兴趣,不如说是为了真理,不如说是为了出息。

所以,到了年老退休的时候,这一状况是否可以改变?

确实要改的,因为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功利”了。

这本书是我这位老人唯一感兴趣的书。如今一题不做,二题不读,“功利”在哪里?但是,若由于阅读而使自己产生一些愉悦感,岂不也是一种功利吗?

对海外工作感兴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出版时的旧思想:外国作家写的比这里更有新意。所以我耐心地搜集了李碧华、龙应台、舒国治、朱天文、齐邦媛、于梨华,甚至新井二、三的作品。

既有文艺创作,又有评论,像余英时、王德威、董桥、李欧梵、思果等人,都是我崇拜的对象。奇怪的是,我对对岸的李敖、南怀瑾等人特别感兴趣,几乎都有一出即收。因为看了他们的书,一度又迷恋上了胡因梦,也因为这样每天都去看书。目前大陆很想出版蒋介石的书,我倒没什么兴趣。那时我几乎要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书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他们过去在上海也是这样。而且老蒋在上海的那些年,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再回忆了。

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我不遗余力地收集国外出版物。此书不愿举,只是想说说我自己独有的功劳:即收集有关方面禁读的书籍。这一精神需求来自于六七十年代曾有幸成为伟大毛主席亲自阅读的小知情人,因此了解了一些稀有书籍的可爱以及阅读它们的乐趣。画家刘海粟生平传记三卷,据说因家书不出而停刊,我得到了十卷,不但自己看了,还给别人送去。三人书店的前辈朱枫女士在台湾因吴石事件被蒋介石枪杀,大陆的相关著作《镇海之女——朱枫传》不知为何遭禁,我千方百计找寻一本,再复印赠朋友。听人说,正派的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的父亲写了一段汪伪历史,很有耐性,我闻讯从芝加哥寻得,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样,就不一样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不擅长翻译了。就算是我感兴趣的阅读俄国书籍,也只是阅读杨奎松、蓝英年的著作。

总之,从以功利为主转向以兴趣为主,是我近十多年来的一个重大转变。而且为了学习而读书,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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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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